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帝王皇室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将明神宗和他的两位皇后的骸骨移至明定陵陵门之外焚烧[7][8][9]。

1. 位于湖南省株洲市的炎帝陵遭毁坏，炎帝陵墓的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朝房、碑房、午门以及围墙遭到多次破坏，陵內存物搶奪一空，最後全部夷为平地。[8][10][11][12][13]
2.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舜帝陵被毀，舜帝的墓冢被挂上了大喇叭，舜陵高原围墙及其它房舍的砖墙被拆去建集体猪场，石碑被移去修水渠、建小发电站。[8][10][11][14]
3. 位于浙江省紹興市會稽山的大禹陵遭破坏，夏朝开国国君大禹的塑像、大禹廟被拆毀被砸爛，頭顱齊頸部截斷放在平板車上游街示眾。[8][10][11]
4. 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的周太王陵遭严重损毁，周朝先祖周太王的陵墓面积大大缩减，原有的一些建筑物包括王陵前原有十二匹石马被严重破坏。[15][16][17]
5. 位于安徽省和縣烏江畔的“楚霸王”項羽的霸王廟，以及虞姬廟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廢墟，只剩下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3][10][11]
6. 位于吉林省集安县的高句麗長壽王墓“將軍墳”，在文革期间遭到嚴重的破壞。[10][11]
7. 位于陝西省咸阳市乾县的唐中宗李显的皇陵唐定陵，文革期间遭破坏，定陵前曾矗立着一尊无字碑，据《富平县志》记载，1967年这块石碑被宫里公社的干部带领群众砸毁后，做成72条碾子并以10元人民币一条的价格出售[15][18]。此外，唐乾陵、唐章陵、唐端陵等帝王陵墓的石刻和文物等均遭到不同程度损毁[15]。（参见：唐十八陵）
8. 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園被毁坏，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寝内外的相关物件被损毁。[10][11][19][20][21]
9.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明太祖朱元璋的皇陵明孝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馬被炸藥炸得四分五裂，石馬耳朵被砸掉、腿被砸斷，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凈[10][11][22][23][24]。朱元璋在老家安徽省凤阳县也建有皇城，红卫兵调来炸药将其炸毁[3]。
10.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明成祖朱棣嫡第三子趙簡王朱高燧的墓，在文革期间被挖毀。[10][11]
11. 明神宗萬曆皇帝及兩名遺骸自北京明定陵裡被掘出，着龍袍骷髏吊掛於樹上曝屍，然後遭焚毁，包括袞服、金冠、鳳冠等稀世之寶在內的大量文物被付之一炬。[7][8][9][25] （参见：明十三陵）
12. 位于北京市景山公园的明思宗崇禎皇帝自縊处的槐樹，被当作“四旧”鋸斷，後再植新株。[26][27]

將相大臣

文革“破四旧”期间，曲阜孔庙一处石碑被写上“革命无罪”的标语

1. 位于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的仓颉墓与庙，倉頡庙内原有石碑多通， 文革期间多被毁坏，今陈于前殿劫后幸存者15通，殿外的杜康、雷祥、蔡伦泥胎塑像亦被毁。[10][11][28][29]
2. 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遭毁，孔子墓被鏟平挖掘，其內孔子遺骸不知所終，“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大碑被毁，廟碑被毁，孔廟的泥胎塑像被毀[3][30][31][32]。孔子七十六代孫孔令貽夫婦的墳墓被掘开，曝屍數日後焚毀[30][31]。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由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谭厚兰领导，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余册[3][32][33][34][35]。
3. 位于陕西省汉茂陵内的霍去病墓受到破壞，香烛、签筒被打烂，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3][10][11]。1967年6月上旬，一伙武斗人员企图抢占霍去病墓作为据点，并扬言“破四旧”，企图砸烂文物，当地文管所所长王志杰等人在群众帮助下，挖出一条深9米、三处面积均为15平方米的地窖，并在石刻周围充填黄土，以保护大型石刻免遭毁坏[36][37]。
4. 位于河南省南陽市的武侯祠（又名“諸葛草廬”），“千古人龍”、“漢昭烈皇帝三顧處”、“文韜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明成化年間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羅漢全部被搗毀，殿宇飾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龍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3][10][11]。位于云南省姚安县的武侯祠，观望楼、慈应寺“文革”期间被毁，总占地面积1450平方米[38]。而位于四川省成都市的武侯祠则受到周恩来下令保护[39]。
5. 位于陕西省漢中市勉縣的“古定軍山”石碑，因三国时期的蜀汉名臣諸葛亮是個“地主份子”而被砸毀。[10][11][40]
6.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包公墓”，遭到红卫兵焚毀[10][11][41]。1973年4月，合肥钢铁二厂扩建，附近所有坟墓面临迁移，当时安徽省博物馆着手对北宋名臣包拯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4个月共发掘包拯家族墓12座，此后墓中遗骨运至包拯老家安徽省肥东县安葬，但时值文革，被拒绝安葬的包公遗骨不得不被运回合肥，但此后包公遗骨不知所踪[41][42][43]。
7. 浙江省杭州岳王庙遭到破壞，南宋名将岳飛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和匾额纷纷被摘下砸烂或劈为薪柴，包括“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以及“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也未能幸免于难。[3][10][11]
8. 位于湖北省江陵县明朝重臣張居正的墓，被紅衛兵砸毀、焚骨。[10][11][22][23]
9.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的王陽明文廟和王文成公祠兩組建築（包括明朝重臣王陽明的塑像），在文革前后全被毀平。[4][10][11]
10. 海南島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墳被砸掉，遺骨被挖出遊街示眾。[3][10][11][22][23]
11. 北京城内明末名将袁崇焕和佘家先祖的墓碑被推倒，坟墓被掘开。[44]
12. 贵州省黎平县故里安葬的明末名臣何騰蛟，他的祠堂遭到破壞，何騰蛟墓被挖。[10][11]
13. 位于河北省南皮县的清朝重臣張之洞的墓，被以南皮中学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刨開，张之洞及三位夫人的尸骨被焚。[10][11][22][23][45]（参见：南皮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表）
14. 位于北京市郊區恩濟庄的清朝慈禧太后宠宦李蓮英的墓被鑿開，墓穴裡衹有頭骨，不見尸骸，衣袍內滿是珠寶，后不知所終。[10][11][46]
15. 清末维新变法主要发起者康有为葬于山东省青岛市，破四旧期间一位年輕的中學老師領著一幫初中生以“讓保皇派頭子出來示眾”為由，刨開康有為墓，將其遺骨拴上繩子拖著游街示眾，文革之后康有为墓重建。[10][11][47][48]

近代人物

上海“万国公墓”建于1909年，位于此地的宋氏三姐妹父母的墓被毁[49][50][51]。

1.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由于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同时也是中華民國總統蒋介石的岳父母，他们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被红卫兵砸烂、墓碑被推倒，墓中的骸骨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宋庆龄悲痛欲绝，求助于邓颖超、廖梦醒等人，此后周恩来下令将墓地修复。[3][49][50][51][52][53]
2.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縣溪口鎮蔣氏舊居，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生母之墓被上海大學生領導的寧波中學生掘開，其遺骸和墓碑都被丟進了樹林。[10][11]
3.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1955年其骸骨迁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文革期间，1967年2月8日，瞿秋白墓上的像被红卫兵砸毁，5月12日瞿秋白墓被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砸毁，其父母的墓地也在当年被红卫兵砸毁。[54][55]
4. 湖北省襄阳市南漳縣，為民国抗日名將張自忠建造的張公祠、張氏衣冠冢和三個紀念亭均被破壞。[10][11] （参见：南漳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表）
5. 發動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將軍，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於大後方擴展勢力，有大功於中共，雖被國民党處決，但仍是紅衛兵眼中的“國民党反動派”，墓及墓碑都砸毀。[3][10][11]
6. 国民革命军将领赵登禹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牺牲，抗战胜利之后，北京的北沟沿大街被命名为“赵登禹路”，文革期间被改称“中华路”，赵登禹将军墓也被红卫兵损毁，赵登禹尸骨无存。[56][57][58]

文士先哲

1. 位于河南省南阳市的“醫圣”張仲景的塑像被搗毀，墓亭、石碑被砸爛，“張仲景紀念館”的展覽品也被洗劫一空，“醫圣祠”已不复存在。[3][10][11]
2. 位于浙江省嵊县金庭乡的“書圣”王羲之的陵墓，以及占地二十畝的金庭觀，幾乎全部平毀，祗剩下右軍祠前幾株千年古柏。[3][4][10][11]
3. 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蒲松龄故居，紅衛兵掘開清代《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的墓，将其尸体被搗毀，墓裡除手中一管旱煙筒、頭下一叠書外，衹有四枚私章，随葬品被劫略一空，但他們對蒲氏私章不屑一顧，棄之於野。[4][10][11][59][60][61]
4. 位于山東省聊城市冠縣的武训墓及祠堂，文革期间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此墓，掘出武訓的遺骨、抬去游街，當眾批判後焚燒成灰。[10][11][62]
5.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秋瑾墓于文革前后被毁，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家秋瑾的尸骨被草草处理。[10][11][63][64][65]（参见：西湖集体迁墓）

北京市颐和园智慧海墙壁上被砸去头的琉璃浮雕佛像（毁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以及文革“破四旧”期间）[2][3][66][67]。

1. 北京市頤和園万寿山顶的佛香閣中的三座佛像被拆毁，智慧海被砸，千尊琉璃浮雕佛像被毀，此外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许多亭台楼阁，包括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凡是画了人物的，被红卫兵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的画作。[2][3][10][11][68][69][70]
2.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山形水系”受严重的破坏，园内仅存的共计约800余米长的残墙断壁和一些遗迹亦被拆毁，园内40%的山头被挖平、原2000余亩的水面中约100亩遭填占，据不完全统计，1967-1971年间，有106处古建筑基地被挖掘毁坏，2.4万余株树木被砍伐，百余亩绿带被侵占，遗址内的部分土地也被一些单位占用。[71][72][73]
3. 北京市北海公园的善因殿，四面外墙上镶嵌着琉璃小佛、共455尊，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66]。 北海公园的石碑、石刻、佛像等都是受攻击的重点目标，对此北海公园职工将石刻、石碑等用三合板全包好，然后刷上红漆制作成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图片展等，当时用这种方法保护了很多文物[74]。
4.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天下第一亭”醉翁亭，內有蘇軾手書碑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亂民不僅將碑砸倒，還認真地將碑上的蘇氏字跡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內珍藏的歷代名家字畫更被搜劫一空，從此無人知其下落。[2][4][75]
5. 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标志性建筑“阳和楼”，连同与其相连的关帝庙和楼址砖台，在文革期间被毁。知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于1966年5月16日上午曾急电正定文物保管所：“马上把开元寺钟楼的唐代板门拆下来，留在那里怕是保不住了。”而对于阳和楼已被毁，梁思成痛心地说道，“如果有机会，别忘了重新修复。”[76][77][78]
6.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徐渭故居青藤书屋，四百年不废修缮，完好如初，到文革時書屋被砸，青藤亦被砍。[2][4]
7. 明代作家吳承恩的故居在江蘇省淮安縣河下鎮打銅巷，数百年來曾有無數景仰者來此憑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時《西遊記》被认为是“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裡的“封”，吳氏故居也被毀為一片廢墟。[2][4]
8. 山西省洪洞县监狱是全国保存最好的明代监狱，曾关押苏三，文革时期被毀。[2][4][79][80]
9. 河南省延津县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文革时期被毀。[2][4]
10. 位于安徽省全椒县的清代小说家吳敬梓故居及紀念館，在文革中被鏟平，此后有人打聽，县委书记却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2][4]
11. 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陈芳家宅，原有三座梅溪牌坊群，现仅存二座，据当地工作人员介绍，最右边的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81]
12. 達賴喇嘛位于西藏的夏居羅布林卡（意為“寶貝園林”）遭到破坏，一段時間還被紅衛兵們換上「人民公園」的牌子。[82]

文革期间，脸部被破坏的佛像

1. 佛教四大名山：浙江省“普陀山”三大寺之一的慧济寺，文革期间被拆去禅堂700余平方米，殿宇荒芜，佛像被毁，寺由部队进驻[83]；山西省“五台山”文革前有庙宇300多座，之后就只剩30多座了，289名僧、尼、喇嘛被逐出山门，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被红卫兵劫走下落不明[4][84]；四川省“峨眉山”伏虎寺的五百罗汉堂以及文革前的财神殿，包括寺外原有玉皇楼、无量殿，毁于文革[85][86]；安徽省“九华山”全山寺庙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寺庙中佛菩萨像被砸、法器文物被毁，僧尼被迫改装蓄发、甚至遭到批斗[87]。
2.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白馬寺被毀，包括有千年歷史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兩千年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稀世珍寶玉馬在內的所有佛像、經卷、文物都被破壞，寺廟也差點被燒掉。1972年，為接待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而進行了修復，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下令將北京故宮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白馬寺。[2][88][89]
3. 山西省太原市的新任市委书记下令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时，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2][10][11]。其中，晋祠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而当初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都劈成厨房的柴薪[2]。
4. 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畫，曾被中國商人盜割賣予俄国、英国、德国等商人至海外，而在文革運動中，剩余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或被红卫兵挖空，或被红卫兵永黃泥水涂抹得一塌糊塗。[2][3][32][70][90]
5.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于安徽省含山縣華山，死後弟子易其名為褒禅山，后宋代王安石遊覽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後，褒禪山遂名揚四海。原褒禅寺不远处有褒山大塔（七层，高约20多米，建于北宋元丰3年）和山腰小塔各一座，文革期间被炸药炸毀。[2][4][91]
6. 位于上海市始建于三国东吴时代的龙华寺惨遭浩劫，被誉为“龙华三宝”之一的毗卢佛像高约7尺，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棍棒敲成碎片，而弥勒殿供奉的弥勒佛化身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了头颅，将700尊佛像全部砸毁，红卫兵将庙内宗教藏品集中焚烧3天。[3][92]
7. 位于上海市相传建于三国东吴时期的静安寺中，红卫兵捣毁了真言宗坛场，全寺仅余下了几间寺屋，寺庙遭受严重冲击，佛像被毁，僧众被逐，寺宇被改为工厂。[3][93]
8. 浙江省三门县的文峰塔、山东省莱阳县的文笔峰塔（高约二十五米）、江西省崇义县的文峰塔，均被毁，而湖南省武冈市建于宋代的斜塔，被100公斤烈性炸药炸毁。[2][4]
9. 位于四川省什邡县慧剑寺，藏有宋代画像和明代所绘的五百罗汉像，破四旧期间遭灰浆涂抹而彻底毁坏。[2][70]
10. 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德化縣的千年古剎灵鹫岩寺，十六世紀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被毀，而肉身佛像由于信众竭诚守护得以保存[2][94][95]。而山头寺在文革期间香火湮没，寺宇也因年久失修、残破颓败，陆叔法师的遗体也在破四旧时期被人推倒砸碎，几位虔诚的居士将残骸送往仙游县枫亭会元寺再度火化，骨灰入瓮置于该寺奉供。[96]
11. 位于西藏日喀则市的扎什伦布寺，佛塔中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被红卫兵挖出肢解抛弃，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被毁，文革后十世班禅大师在佛教群众的帮助下把残存不齐的从五世至九世班禅喇嘛的灵骨聚集在一起，于1985年至1989年间重新修建了一座合葬灵塔殿，取名叫“扎什南捷”（意为吉祥的天国）。[97][98][99]
12. 藏傳佛教象徵的寺院等建築，如位于西藏拉薩的大昭寺等，文革期间成為破壞的對象。大昭寺屋頂的象徵金色的祥麟法輪曾被拆除並丟在地上，大昭寺裡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個不留全部打掉，僅余被藏人視為全藏最神聖的佛像覺仁波切，其頭上用純金打造的頭冠被酥油燈燻的烏漆抹黑沒被看出來，而得以保留至今。當時紅衛兵們還把大昭寺的一樓拿來養豬。[82][100]
    

    西藏托林寺中被损毁的佛像
13. 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的托林寺被严重损毁，现今寺庙内还保存有大量文革期间被打砸毁坏的佛像残骸，而寺中修建于15-16世纪的白殿和红殿，因被改做了粮库而逃过了一劫。[100][101][102]
14. 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湄洲媽祖祖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全毀，僅寢殿後方小祠和聖父母祠倖免於難，整體於1989年重建完成。[103]
15. 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芝罘島陽主廟，主體建築被拆毀，僅剩戲臺。[104]
16. 吉林省长春市的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期间严重受损，而据《长春县志》记载，长春第一座魁星楼位于长春武庙中，文革期间被拆毀、如今原址已经成为住宅区[2][4][105]。安徽省霍邱县的文庙雕梁畫棟、飛檐翹角，龍、虎、獅、象、鰲等粉彩浮雕皆為精美的工藝美術品，房飾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統被砸毀，文革後省、縣撥款數萬修葺，尚未完全复原[2][4]。山东省莱阳县的文庙，大成殿雕梁畫棟、飛檐斗拱，气勢雄偉，在文革期間被拆除。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的吉林市文廟，破四舊中嚴重受損，荒廢多年，文革後歷時五年方修复[2][4]。
17. 位于山東省嶗山的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4][106]
18. 位于陝西省周至县的全國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講經台”，以及周圍近百座道館，文革期间被毀。[2][4][10][11][22]
19. 位于黑龙江省哈爾濱市的圣尼古拉教堂被拆毀，教堂内的文物也多被損壞或散失。[2][4][107][108][109]
20. 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的石室圣心大教堂遭到红卫兵损毁，石室内所有宗教油画被撕掉，抗战后剩下的部份拿破仑时期的彩色玻璃全被打碎，花窗被打碎，所有经书和讲道用的含跪板长椅堆成小山在教堂里焚烧掉，石壁石柱部份被烧得爆裂，楼顶的狮头排水口全用铁锤打碎，大教堂一度变身垃圾处理场，直到文革后才重新开放。[110][111][112]
21. 宁夏回族自治区大量清真寺被毁，包括建于元末明初的韦州清真寺、建于清代的宝丰清真寺、建于元末明初的原石嘴山清真寺等，再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拆除清真寺67座、庙宇17座。[4][113][114]
22. 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西关清真寺，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文革期间被全部拆毁。[115]

文革期间图书出版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曾一度被作为“四旧”，书籍遭到封存甚至被烧毁，直至1972年起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才重新被允许部分出版发行[116][117][118]。1975年，毛泽东、姚文元等人发起“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水浒传》也因此被大量出版发行[116][117][119]。

1. 江浙一帶人文薈萃，明清兩代五百年，著名書畫家大部分出在那裡，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別多。破四旧运动期间，僅宁波地區被红卫兵打成紙漿的明清版的線裝古書就有八十吨。[4][120][121]
2. 四川省蒲江县鹤山镇仅约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余张。[2][4]（参见：蒲江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表）
3. 广西省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新疆烏魯木齊市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燒光；黑龙江省嘉荫县的中学生，文革期间曾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燒光。[2][4][121]
4. 湖南省江永縣“女書”為僅有婦女懂得的一種文字，雖流傳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會故流傳並不廣，許多用女書寫成的詩歌被婦女珍藏，代代相藏，從未与世人見面。江永縣地雖偏僻，仍逃不過“破四舊”，許多本應成為社會學、文字學乃至民族學研究資料的女書手稿被焚毀。[4][122][123]
5. 湖北省通城县焚毁十万余册古书，其中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2][4][121]
6. 江蘇省泰州市，1966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其《梅氏家谱》被燒。[2][4]
7. 北京學者梁漱溟的家在文革时期被抄光燒光，文革後梁漱溟回憶抄家時紅衛兵的舉動時說：“他們扑字畫、砸石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諸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2][3][4][90][124]
8. 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研会）搜集大量原稿，而在1972年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藏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造纸厂。[2][4]
9. 邵飘萍所創《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2][4]
10. 藏族《格萨尔王传》手抄本一律没收销毁，而青海省囊谦县岭国寺中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 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盡毀。[2][4]
11. 紅學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批判後，便是被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文革时期抄家者用骯髒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幾世積存的藏書，一把火燒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4][10][11][121]

位于北京市南锣鼓巷雨儿胡同的“齐白石旧居纪念馆”。20世纪50年代齐白石迁出后，其故居成为齐白石纪念馆，但在文革期间被撤销、故居变成了大杂院，文革后重新修缮对外开放。[125]

1. 文革时期，已故国画大师齐白石被江青點名批判，北京市的紅衛兵砸了其位于海淀区的“齐白石墓”和“白石畫屋”，墓地遭破坏、墓碑被砸烂，又逼著齊白石的兒子齊良遲刨平齊白石自書的匾上的字跡，而墓室因深埋且坚固才得以幸免于难。[2][4][126][127]
2. 書法家林散之、畫家林風眠均被抄家，林風眠自己將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進馬桶、沉入糞池。[2][4][121]
3. 江苏省蘇州市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由中國政府取去作為國寶贈送印尼總統蘇加諾。他花了數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張古版畫，當時亦被燒個一乾二凈。[2][4][121]
4. 中國畫院副院長陳半丁年逾九十，遭“批鬥”之餘，其作品被焚毀；而畫家惠孝同也不例外，其画室被红卫兵砸毁，友人老舍所赠送的印度象牙木雕亦被砸毁。[4][10][11][121]
5. 上海市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畫被抄後，堆在當街焚燒，幸虧一位過路人以“工人”的名義鎮住革命暴徒，打電話給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的字畫、器皿不計其數。[2][4][121]
6. 上海畫院七十五歲的畫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畫被搜羅一空，七十余方齊白石為他刻的印章一個沒剩。[2][4]
7. 1952年，國畫大師張大千的前妻楊宛君將張於甘肅省敦煌石窟現場臨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畫全部獻給了國家，自己僅保留十四幅張為她作的畫，然而破四旧期间，抄家者洗劫楊宅，将那十四幅畫被搜走，從此全都下落不明。[2][4]
8.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杭州學者馬一浮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他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2][4][121]
9. 上海市書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擔心家藏“反動書畫”累及家人，將畢生積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腳盆裡泡成紙漿，再捏成紙團放進菜籃，讓兒子在夜深入靜時拿出家門倒進蘇州河，沈尹默身心遭严重摧残，于1971年去世。[2][121][128][129]
10. 破四旧期间，知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么不服，”沈從文回答，“要燒就燒。”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說》在內的几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了。[2][4][10][11]
11.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诸多絕世佳作，譬如宋徽宗的山水、蘇軾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畫，等等。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祗落得“四舊”二字，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2][4][120][121]
12. 木刻版画家劉峴（中央美術館館長）被勒令交出全部“四舊”後，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爐旁，然後點著火爐，一塊一塊地投進火爐，全部燒光。[2][4][121]

毁于文革时期的杭州明代宝石山造像遗迹[130]。

1. 位于西藏拉萨，1200年前文成公主親自主持塑造的藏王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覺拉寺），文革期间被搗毀。[3][4][10][11]
2. 河南省湯陰縣中學生將岳飛等人的塑像、銅像，秦檜等五位奸党的鐵跪像，連同歷代傳下的碑刻，橫掃殆盡。[3][10][11]
3. 四川省樂山市乌尤寺的五百罗汉泥塑被砍頭。[2][131][132]
4. 湖南省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雕塑，除刘备、关羽、张飞恰被苫布遮盖外，其它全部被砸毀。[2][133][134]
5. 山西省運城市博物館原是關帝廟，因運城是關羽的出生地，歷代修葺保養得特別完好，其門前那對高達六米的石獅子可能是全國最大的，但文革时期獅子被砸得肢體斷裂，面目全非，母獅身上的五衹幼獅都砸成了碎石塊。[2][4]
   

   位于浙江绍兴的兰亭内，文革后重新拼接起来的康熙所书的兰亭碑[135][136]。
6.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的文化古迹和旅游胜地“兰亭”，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兰亭碑上的“兰亭”两字为清朝康熙皇帝御笔所书，文革时此碑被砸成四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找回拼接起来，但已留下了“兰”字缺尾、“亭”字缺头的遗憾。[135][136]
7. 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对江苏省无锡市的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寄畅园的御碑亭中有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文革期间被砸毁，文革后重雕。[2][4][137]
8. 1931年，时任中华民国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在游览石林时，被石林的风景所折服，于是请周钟岳先生亲笔代书，在大屏石上题写“石林”二字，而文革期间周钟岳的行书题字被毁，文革后重新凿刻了隶书体的“石林”二字，并涂上红漆。[138]

建于民国初年的上海永安公司大楼门牌于1966年被红卫兵砸毁，公司最初被改名“东方红百货商店”，后改为“第十百货商店”，最后更名为“华联商厦”[139][140]。

1. 上海市首富、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被中学生红卫兵抄家，所藏百余件名贵玉器砸毁无遗，郭本人被赶出洋房、被迫住进没有窗户的汽车间，并不断遭到批斗，于1974年突发心脏病逝世。[2][4][141][139]
2. 陕西省勉县，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2][4][121]
3. 山东省肥城县近千件文物丢失，11处古墓、22处古建筑、10处古遗址、30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2][4]
4. 北京市有11万4千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仅西城区一个福绥境街道，就有1061户居民被抄家，抄走的图书字画被焚烧了整整八天八夜。[3][124]
5. 江苏省江宁县禄口公社308户被抄家，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约7500件，大量书籍遭毁坏。[2][121]
6. 上海市奉贤县青村公社315户被抄家， 共227幅字画、6000余册书刊、16所庙庵、186尊菩萨像遭到毁坏。[2][121]
7. 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广西省都安瑶族自治县，“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其中，在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被捣毁，并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服饰，上交首饰以及服装上的银饰配件，仅哈播一个乡就收缴了80多斤首饰和银元。[2][4][121]

文革期间，北京故宫神武门上的大理石门匾被一张写有“血泪宫”的大纸盖住[142][143]。（文革改名风）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就提出：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要砸烂故宫[68][144]。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晚一群红卫兵已着手准备在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作出决定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卫[145][146]。与此同时，神武门城墙上也张贴出了闭馆通告，故宫博物院就此开始对公众闭馆，直到1971年7月5号才重新开放[145][146]。尽管如此，1966年8月，红卫兵把故宫城隍庙内11座泥塑神像、一对泥塑马毁掉；用白纸把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盖住，在白纸上用黑笔写上“血泪宫”三个大字；在神武门外砖墙上贴出“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标语[68][147]。而故宫内部的造反派也提出所谓故宫“整改方案”，并按照这个方案将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摘下来，扔进仓库，并把中和殿的宝座拆下来，扔进院子里[68][147]。红卫兵还在故宫内搞“收租院”展览，把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将毛泽东像挂在奉先殿内[68][144][147]。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发（六七）158号】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对古遗迹、建筑、石刻、雕塑、文物等要加以保护，不可破坏，并要求进行保护文物的宣传教育[146][147]。1968年12月22日，军、工宣传队进驻故宫博物院[146]。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多次跑到颐和园，声称要毁掉它，甚至扬言要“挖掉万寿山，填平昆明湖”[68][144]。红卫兵数百人跑到颐和园去砸东宫门外的过街牌楼，准备将其拉倒[68][144]。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打电话给颐和园管理处，并派秘书到现场，要他们制止、劝说红卫兵，牌楼最终被保护下来[68][144]。此后，颐和园管理处的负责人和职工用白灰把长廊画全部盖住，使得红卫兵看不到长廊画，用这种办法把长廊画保护了下来[68][144]。即便如此，凡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战火中幸存下来而红卫兵又够得着的佛像，均被破坏，其中颐和园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被摧毁；而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许多亭台楼阁，甚至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凡是画了人物的，被红卫兵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画作中的四人被视为“反动派”必须消灭。[2][3][10][11][68][69][70]

浙江省杭州市在“破四旧”期间，仅在两三天时间里，就有600多座寺庙遭受了灭顶之灾，江南最古老經典千年建築物杭州西湖靈隱寺在1966年面临被砸的危机，浙江大学先后组织四五千名学生前去保护，并与杭州中学生红卫兵僵持不下。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來指示灵隐寺是“与对外活动有关的重点文物，能保存就保存”，此后灵隐寺被杭州市封闭保护，得以保存。[3][8][148][149]

1967年夏，甘肃省敦煌县武装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时接到兰州大学敦煌籍学生发来的电报：兰州大学的部分红卫兵已准备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红卫兵会合，计划捣毁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请设法阻止[8]。敦煌县委、县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马上向甘肃省委、省政府和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作了汇报，后者紧急汇报国务院，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立即让文物局和甘肃省采取措施，保护敦煌莫高窟，不能让这座人类文化宝库受到损坏。”[8] 此后周恩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文革期间一律停止对外开放，任何人不得冲击破坏，确有问题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8][70]。此外，“文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内部虽然也搞派系，但是在保护文物的问题上，大家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无论在什么时候，个人可以去莫高窟以外的地方参加活动，但是绝对不能把“武斗”引进来[150][151]。

文革期间，西藏布達拉宮的居委會本來是要去破四舊的，但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這是國家財產的名義命令軍隊看守（也有人认为是顾虑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布達拉宮這才逃過一劫[152][153]。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修缮和保护了大批文物[152]。